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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向上的不鲜明性被夸大了,效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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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向上的不鲜明性被夸大了,效果表现

当前背景下怎么看中国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经济年均增长至少要达6.5%。李克强总理表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需要今后5年经济年均增长6.5%以上。可见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这是中共高层确定的今后5年的经济工作目标。

4月18日电 中国最新经济数据公布,2018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2%,第二产业同比增长6.3%,第三产业同比增长7.5%。今年1至3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比去年同月有所下降。对此,法国《欧洲时报》17日评论称,从今年的趋势来看,中国做稳做强经济有益于抵御外来的压力和风险。当然,中国还应坚持稳中求进,在经济平稳开局的基础上,加速推进“补短板”。

摘要:在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大学校长刘伟看来,6.5%这个指标不仅能够保持经济较快发展,而且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留出了空间。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若干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就国内而言,我们面临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下降、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结构优化风险提升等问题;就国际而言,则有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乏力、全球贸易低迷和贸易保护主义增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构建等风险;而金融市场风险、企业经营困难等则兼有国内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中共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建议已对宏观形势有深入分析。现在全球关注中国经济的变化正在呈现清晰的脉络,被认为是中南海智囊团成员之一的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伟,近日应本报之约发表观点认为,基数效应使得中国还会有一段中高速增长期,中国在投资和消费领域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他同时表示,实现十三五规划中的约束性目标和预期性目标,问题都不太大,但对于体制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有较多忧虑,这包括市场化和法治化。这两方面如果差距比较大,将可能回过头来影响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刘伟提出,千万千万不要忽略了实现十三五规划所要求的体制条件。

图片 1资料图:福州一处房地产楼盘。 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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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发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文章认为,当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两者各自的不确定性就会相互影响。对不确定性的判断和预测也会变得更难,因其并非线性成长过程。这些不确定性相互交织显然会对市场预期带来负面影响。客观而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尽管统计数据不算完美(主要是同十二五时期GDP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相比),但中国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中国发展趋势向好逐步明显,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无疑被人为夸大了。

需要与可能的真正内涵

文章摘编如下:

(华夏时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文章分析,第一,须从客观角度评价中国发展的已有成果,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北大[微博]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年度报告提到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您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有三个特殊”的论述也引起外界关注。此外,中国三季度GDP数据准确性引起经济学家们质疑。综合分析这些信息,我们能否看到中国经济变化的明确走向?

第一季度6.8%的经济增速与去年第四季度持平,且高于政府设定的6.5%的全年增速目标,中国经济在2018年实现了平稳开局,这为全年经济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也让不少一度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在2018年出现滑坡的人打消了顾虑。

6.5%的经济指标,让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首先,通过我们对经济增长率、工业产出增长率、CPI上涨率、失业率以及后两者构成的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系CPI上涨率与失业率之和)这5个宏观经济指标的专业测算以及横向国际比较可见,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背景下,2015年中国在G20的宏观经济绩效是最好的。这表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20中,中国国家经济治理能力最佳,治理绩效最好。

刘伟:涉及这个问题的,首先是大家很关心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对此,年初《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段话做了阐述,其要义是,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兼顾了需要和可能。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就“需要”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经济增速下行的下限;就“可能”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能够承受的经济增速。决定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经济增速最重要的因素,是就业目标。它反映了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描述了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相当稳定的关系)。所以,《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稳增长更是为了保就业。据此,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目标确定为4.5%,再考虑到城镇就业人群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能下降,我们必须创造出每年20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最近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至少要达到6.5%。

外界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的抑制债务过度增长的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构成阻力。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贸易顺差确实有所缩窄,但民间投资的回升抵消了贸易顺差收窄的影响,对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大学校长刘伟看来,6.5%这个指标不仅能够保持经济较快发展,而且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留出了空间。

其次,从十二五规划完成情况来看,城镇新增就业、调整经济结构、科技创新、提高社会福利、改善八项资源环境指标等五大目标均告完成,有些还是提前或超额完成,增强了经济实力并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

经济学理论里还有一个大家所熟悉的提法——菲利普斯曲线(通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胀率低时,失业率高),据此,确定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上限,要看相应发生的通胀率。在中国,假如经济增长率不超过8%,则通胀率就不会超过3.5%。

为抑制债务过度增长和房价失控,中国加大了“去杠杆”力度。但现阶段的“去杠杆”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层面,对民间投资影响较小,而民营企业在度过去年的“去杠杆”期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恢复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增长达到了8.9%。

“我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这里面会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劣质产能的淘汰、一些项目的叫停、风险的防范以及就业安置等问题,很可能影响到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确定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要考虑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速度,这三个内在有一个逻辑关系: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没有增长就没有就业,速度的合理性关系到增长质量,增长速度过快,造成通货膨胀,根本无法进行深化供给性机构改革,因为抢购会让企业不需要转变结构提高质量,反过来,如果增长过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本不敢深化供给性改革,因为供给性结构改革本身就会造成一些失业安置,如果失业率太高,根本不敢进行改革。所以速度和质量是相关的,太高了太慢了对深化供给性改革的宏观环境都有影响,所以我们说稳中求进,稳是前提。首先要有一个均衡增长的环境,才能有最好的发展。同时,一定要给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各方面改革留有空间。我觉得从指标来看,6.5%的目标合乎实际,带有科学根据。”刘伟表示。

再次,本届政府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涵盖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展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等多方面目标。这个宏观调控目标2.0版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特点(如人口多、就业需求大、资源环境硬约束等),更加适应发展阶段(如上中等收入阶段),更加满足社会需求(如居民消费需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也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走势做出了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判断。

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在未来5年期间保持平均接近7%的经济增速,以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综合十二五平均增长率计算,今后5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只要达到6.5%,就能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受民间投资增速回升带动,第一季度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7.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为7.9%,第三产业投资增长为10%。这些领域投资增速高于平均增速,表明民间投资增速回升的同时,投资重点也在向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倾斜,这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

据介绍,增长目标只要不低于6.3%,到2020年预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可以实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增长率放缓只是宏观经济表现的一个方面,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2.0版作为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依据,不难看出,如果在诸多目标中只有一个没有实现,而其他目标都在掌控之中,那就不必慌张。

这就是所谓“需要与可能”的真正内涵,也是中国未来5年经济增长的最明确走向。

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意外实现高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从今年第一季度的情况看,中国贸易顺差收窄了20%,但对前三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数据仍保持了增长,对欧盟、美国和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8.2%、6.3%和13.7%。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都保持了不错的增长势头,不少欧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数据都有了明显增长,比如中国和波兰之间的进出口额就增长了16.6%。

“供给性结构改革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举措,是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的主线,既然作为主线,首先就是产业体系的构建,产业结构的升级,所以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新动能、新动能基础上的产业优化、产业升级,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作为首要突出的任务,这是供给性结构改革最基本的要求。”刘伟说。

第二,须从理论视角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增速降低并不可怕

中国经济虽然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但发展趋势良好,经济风险正在逐步化解,经济结构也正在趋于平衡。通过大力“去库存”、“去杠杆”,到3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16.7%,2月末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也下降了0.8个百分点。第一季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农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2%、13.4%和25.4%,全部高于投资平均增长率,这些都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短板领域”,“补短板”效果开始彰显。

原文链接: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一定是经济的周期性和阶段性这两个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综合结果。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唱衰甚至预言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一直没停歇过,但事实上中国只是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即新常态。

《华夏时报》:我们注意到,虽然官方提出中国将采用更为严谨的IMF[微博]统计方法,但10月份经济学家们对官方所说三季度6.9%经济增速的准确性表示质疑,认为在总体增速和分项数据之间明显不符,因此怀疑GDP增长不够稳固,今年实现7%左右的增长目标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您怎么看?

图片 3资料图:京津城际铁路列车平稳抵达站内。 中新社记者 佟郁 摄

[华夏时报网]政协委员刘伟:均衡增长才能最好的发展

从总量上说,中国近期经济增长放缓不可避免。三十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经济体,经济总量的边际增长愈发困难。从阶段上说,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采取的是追赶型增长模式。从世界经济史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都必然经历从追赶型向内生型创新增长的转变。其中,前者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外部,其科技方面的后发优势有利于经济较快增长;后者则是科技引领式的内生性增长,这种模式的经济增长必然相对较慢。

刘伟:这种质疑,可能源自于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似乎存在着某些不顺畅的地方。因为当经济增长6.9%,而制造业增长才6%多一点,第三产业增长8%多一点,农业增长3%多一点,再综合其他数据,得出的结论似乎难以解释或支撑6.9%。我对这种质疑表示理解,这可能需要我们在统计方法变化和透明度上再认真推敲和探索。

中国首次公布城镇失业率,这一数据较之以前使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能够更加精准地反映居民就业情况。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基于失业居民主动登记统计的失业率,而此次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是通过调查形成的,因此,这样的数据对劳动力市场变化更加敏感,也更能直观地体现出经济运行和城镇居民就业情况的变化。

第三,须从现实视角承认经济结构变化的潜在动力,就是消费发展与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强大拉动作用。

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并非统计造成,统计只是增长的一种现实的反映,其有失真有偏差本属正常。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无非有两个;一是不要过度修正;二是即使存在偏差但只要形成偏差的方法是一贯的,则相关数据就具有统计意义。

失业率数据统计的变化,体现出了中国在经济统计方面更趋科学化,经济统计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中国提出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的目标,统计数据精准化正是实现“底线管理”的基础。

根据对各个地方、各大企业(包括央企和民企)的实际调研,我们感到中国经济并非数据显示的那么糟糕,反而有着巨大潜力。为什么宏观数据会与微观事实产生较大背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宏观统计具有一定滞后性,无法看到经济结构动态发展的变化趋势。

当然,统计方法如何提高科学性、透明性、准确性、客观性,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尤其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复杂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统计调查对象,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变化如此之大。中国的统计工作面临着统计客体快速变化的问题。中国的统计所要反映的经济社会生活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统计工作要把这些情况都说清楚,都反映准确,往往实属不易。

纵观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个“稳”字——增速稳定,为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化解风险,补强短板,结构优化,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基础;民间投资回升,在抵消贸易顺差缩窄影响的同时,又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内生动力。

以经济结构变化为例,未来时期,中国将进入居民消费的黄金时代。前不久,商务部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预计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0万亿元,增长10.7%左右,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13年的50%上升至2015年的60%左右,到2020年将再翻一番,超过60万亿元(10万亿美元),这将成为三驾马车中体量最大、跑得最快、动力最强的拉动因素。

中国进行的三次经济普查[微博],每次普查结果,GDP总数都比正常的国民经济核算的GDP数据要多出许多,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这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需求在不断变化中,这是后工业化的特征在中国开始显现。第三产业体制的业态、机制的不确定性,导致统计工作经常缺少客观性或准确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比重的变化,要求我们不应再简单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而需要做出一些新的调整和说明。这方面如果尚未能做到位,导致人们提出质疑,这很正常,也可以理解。

当然,也应看到,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些风险,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对外贸造成的影响、房价过快增长引发资产泡沫问题、人民币汇率波动和外汇储备减少等。要防范这些风险,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中国还应坚持稳中求进,在经济平稳开局的基础上,加速推进“补短板”。

第四,须从政治体制视角理解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稳定机制。

关于当前的经济增速,有必要说明的是,它是不是6.9%,或者这个数字是否掩盖了一些问题,要看整个国民经济的承受力。现在这个数字和过去比确实不够高,但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如果能承受得住,就说明这个经济增速比较有根据和比较真实。我们的考虑不外乎失业率能否承受。如果6.9%比真实情况低,则真实的失业率状况就会压力比较高,但我们现在感受到的真实的失业率状况是怎样的?社会对失业率的承受程度会怎样?虽然经济增速降低,但第三产业增速和占比增加,经济结构这种变化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吸纳能力可能反而比过去增多。另一方面,伴随体制结构的变化,城市经济中非国有化成分越来越多,承担就业的压力也得以分散,这也提高了全社会承受失业压力的风险。

就地区层面而言,2015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增速均有放缓。但要看到,这是由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产业结构正在加速转型,也是与各省GDP总量不断增加、基数不断扩大有关。总体来看,作为中国经济核心区的广东等五省区GDP总量和增长贡献率都占全国40%,这五省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保障了全国经济增长基本稳定。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只有4.5%左右。

因此,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机制,仅从经济理论视角远远不够,它无法反映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作用机制。具体来说,如果从各省区2016年和十三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就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具有的争上游机制和守底线机制。同时,中国经济一个国家、多个增长极的巨国优势和大集中、小分散的政治决策机制,对稳增长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伟:真实的数据确有可能如此。说老实话,就算是4.5%、5%,都不用怕,关键还是要看经济的实际承受力。

第五,须从国家规划视角看待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与空间。

《华夏时报》:经济增长放缓是否加大了政府统计工作人员在让经济数据达到目标方面面临的政治压力?统计数据不精确将给决策层提供有误的信息,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以宏观统计看待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无法指明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作为当今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引领,十三五规划是我们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把握自身发展机遇的最大依据。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内生型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将主要依靠三大类型创新,即市场主体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目前,三大类型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态势已然具备。另外,中国经济增长还有独特的五大发动机,即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同步发展。目前,中国也正处在五化同步、五化加速的黄金发展时期。

刘伟:对,统计数据是决策的重要根据。但如果说现在的真实数据是4.5%,那过去的所有数据都应按4.5%数据的统计方法全部加以修正。而假如按这种方法加以修正,则今年的数据就不一定是4.5%。因为只有连贯、统一地观察动态数据才具有科学性。

最为根本的是,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第一个量化目标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要求在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要保持在6.5%7.0%之间。即便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到20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都将占1/5左右,这是基本趋势。

政府调控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文章指出,总体而言,我们承认不确定性客观存在,但也要注意辩证去看,因为中国正通过类似十三五规划那样的确切信息给定来削减这些不确定性。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并非只有被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主动性。通过推动不确定性因素向确定性方向转变,随着国内经济重新平衡,中国仍将是驱动世界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华夏时报》:政府的明显干预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承诺的质疑,计划思维的惯性作用是否依然很强大?

关键词:金融危机

刘伟:根据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来看,微观经济应该是由市场起决定作用,但宏观经济中的一系列市场失灵问题,则应由政府主导。所谓体制完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体制改革的目标。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十三五规划,不仅有一系列的发展目标要实现,更重要的是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目标要实现。这二者实际相辅相成。

政府干预现在是否过多,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要讨论。

第一,如果政府介入的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失灵的部分,这种干预就不能说其过多或是过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说到底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些年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的路走得比较快,而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改革的路走得相对比较落后。现在不是政府干预过多过少的问题,而是政府干预是否应当的问题。

市场失灵,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教育、环境治理等等方面的长远发展问题,政府没怎么去干预或承担责任,反而推给了市场,就会带来种种混乱。

第二,不只是要看政府的干预当做不当做,还要看经济发展的周期。当市场因危机发生而失去信心的时候,就会要求政府担任更多角色。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本次经济危机的应对中,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干预特别是投资方面的干预,有比较强的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一种优势。但这种优势能否长期化,现在还不好说。但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优势,是必要的。

我们现在主要评价的,不是政府干预过多还是过少,而是政府干预的方式是否合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

切勿忽视体制的条件

《华夏时报》:十三五规划是全世界非常关注的有关中国在未来5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也关注谁在幕后为大国提供蓝图策划,谁在推动中国的经济与市场决策进程?中国领导层的核心目标,政治与经济目标的优先次第安排分别是什么?

刘伟:十三五规划对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在时间节点上已没有弹性,在实现中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广泛性上也已没有退路,必须百分之百实现。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否则既定目标将难以实现。为此十三五规划同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核心理念就是创新,这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更不可能有经济增长动力的改变。创新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创新,说到底,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五大理念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华夏时报》:这两个创新推进的速度似乎并不是很快。

刘伟:现在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集中于此。因为只有这两个创新加快推进,才能有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只有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有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经济才可能实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增长,只有这种增长,中国才可能真正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华夏时报》: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增长的方向是什么?增长的机会在哪里?中国经济继续领先世界的优势在哪里?

刘伟:中国现在仍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才可能有中高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在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加速期,这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在迅速发生变化,会出现一系列新的结构变化的特征。因此,没有理由怀疑中国经济会出现长期衰退。

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阶段,这就是中国经济继续相对领先世界的优势所在。基数效应使得中国还会有一段中高速增长期,中国在投资和消费领域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从理论分析上看,现在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中国潜在自然增长率的因素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劳动的增量、资本形成的增量、效率提高的增量中,只有劳动的增量速度开始放慢,但仍是正增长,而资本形成的增量应当说很强劲,效率的提高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仍在提高。

《华夏时报》:对于真正实现十三五规划所确定的发展目标,您有何建言?

刘伟:千万千万不要忽略了实现十三五规划所要求的体制条件。实现十三五规划中的约束性目标和预期性目标,问题都不太大。实现规划中的经济指标,把握还比较大。但对于体制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我有较多忧虑,这包括市场化和法治化。这两方面如果差距比较大,将可能回过头来影响发展目标的实现。

体制改革有一个艰难的历史的过程,需要下决心加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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